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受访者：王鼎钧，男，1925年4月生，山东省苍山县兰陵人。笔名方以直，今世闻名华文散文作家。他1949年去台湾，1978年赴美，应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之聘，任双语教程中心研讨员，编写美国双语教育所用中文教材；退休后，久居纽约。王鼎钧终身淡泊名利，力求穷终身之力于“写出全人类的问题”，成果卓著。他充足的内涵能量，不渝的发明忠实，对散文艺术的尽力开辟，终使之成为一代散文我们，被称为台湾十大闻名散文家中成果最大者，被誉为“一代我国人的眼睛”、“崛起的脊柱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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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者：张冠梓，男，1966年8月生，山东省苍山县层山人，法学博士，研讨员。
1 文学“蝴蝶效应”永不消逝
佛家有个说法，我们的言语做作都是“业”，“业果”永不消失，胡适有一篇《社会的永存论》，就是申说这个建议。现在又有所谓“蝴蝶效应”，我对文学依然有决心，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。
张冠梓：王先生您好，很侥幸获允采访您。前次拜访您时，您送给我的《昨日的云》、《瞋目少年》、《关山夺路》、《文学江湖》等几本书很好。刚读就觉得有放不下手的感觉，虽然我离书中所写的时代隔了好几十年，可是写的事，包含那些俚语、饮食习惯、风土人情，都是相似的。读完后，我打电话给我母亲，并将您的文章念给她听。我家也是苍山的，母亲青少年时期的阅历与您比较略晚一些，但根本差不多。她听我读了今后，说您书中的文明味和乡土习俗味特别亲热。笔下描绘的，就是他们小时候的那种日子。我想知道您下功夫写这个的初衷是什么。
王鼎钧：多谢您的拜访。敬问令堂大人安好。我写这些回忆录的意图，就是觉得自己活了一辈子，对日子、对子孙应该有个说法，有个告知。把我的阅历、遭受和考虑留给后人，我想总会有人看的，说不定会有点好处。
现在文学并不能直接影响或许改动社会，并且据研讨标明，过去那些关于文学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的不少说法都是夸张的。例如，林肯解放黑奴是遭到一本书的影响。实际上，林肯也仅仅在讲演里边提到某一本书，他解放黑奴是因为他了解黑人的苦楚。
因而，有些写文章的朋友悲观了，乃至宣布文学逝世。佛家有个说法，我们的言语做作都是“业”，“业果”永不消失，胡适有一篇《社会的永存论》，就是申说这个建议。现在又有所谓“蝴蝶效应”，我对文学依然有决心，我写回忆录就是要做一只蝴蝶。
张冠梓：您是海内外读者都熟悉和喜欢的作家，许多读者都想多了解您为何立志从事文学发明。您在回忆录中略有交待，可否在这方面加以弥补？
王鼎钧：我读过几本名人列传，作传的人从心理学的视点述说传主的终身。我现在仿照他们的办法来答复这个问题。可能因为我从小就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，因而有很强的宣布欲。可是人的讲话权和他的社会地位成正比，我哪有时机？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，他的社会地位或许很低，但讲话的时机却许多，这种人就是作家。我读《从文自传》，沈从文的职位很低，可是他的著作登在各大报刊上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或许这样想下去能够解说一个现象：文艺小青年都是先写诗，而我先写杂文；杂文本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文体，而我是“童工”。抛开天分不管，单就满意宣布欲来说，诗含糊，小说迂回，仍是杂文直接了当。我在1946年就把杂文投给东北、华北的几家报刊，赚菲薄的稿酬，补贴老父的日子费。1954年我就在台北的一家日报上写杂文专栏，引起社会重视。
当然，这不是悉数答案。我在回忆录中说，依我的性情，合适做法官；依爸爸妈妈的期望，我应该做医师；要想如愿，有必要受完整的高等教育。可是我在应该读书的年纪做了些什么？只需作家不讲学历，不限资格，只看你的三篇文章两首诗，我只需这一条窄路，这一条险路。我幸亏文学救赎了我，使我免于沉沦。我也幸亏后来能更进一步，超出杂文的限制，窥见艺术的殿堂。
张冠梓：按照您的说法，您的文学日子是在台北正式开端的。在回忆录《文学江湖》中，您具体而微地刻画了一个作家生长的历程，这在近代作家的列传中似不多见。您由一个初中结业的逃亡青年，逃到生疏的台湾，能够立定脚跟，在广播公司掌管节目制造，在民营报纸担任编缉并主编副刊，先后在4家大专院校兼职授课，长期担任3家文艺奖金的评定，一路走来，很不简单。现在可否总结一下，您成功的要害是什么？
王鼎钧：提到“成功”两个字，我就汗颜了。一言以蔽之，遇见好人。我说过，“每一座地狱里都有一个天使，问题是怎样遇见他”。（下面一句是：“每一层天堂里都有一个魔鬼，问题是怎样躲开他。”）
举例来说，我当年从上海到基隆，在基隆港码头，我要了几张公文纸写文章。其时想的就是稿酬，因为我一文钱也没有了。写完文章，我到邮局用公文纸糊了一个信封，装在里头。那时候，我不知道台湾有什么宣布的地方。我想，台北一定有个《中央日报》，它一定有个副刊。我就请邮差按欠资投递。成果几天后就有了回音。我的回忆录第四本榜首篇文章，正本的标题是《在基隆码头喊万岁》，榜首个就是喊这个副刊修改万岁，后来改了标题。那时候一千字10块钱，一个山东大馒头、一碗稀饭、一碟花生米，一块五毛钱。这样算来，10块钱我能够活一个礼拜。
在回忆录第三本《关山夺路》里头，在第四本《文学江湖》里头，我有好几次逢凶化吉，转危为安。我感谢天无绝人之路，感谢人之初、性本善。
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2 文学“大同” 人生精彩藏于“小异”
文学著作是在大同之下显示小异，所见者异，所闻者异，所受所想所行者异，世事横当作岭，纵当作峰，仰观俯视又是另一相貌。人生的精彩和启示都藏在这些“小异”里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。
张冠梓：您已出书了42本书，四本回忆录正遭到国内读者的热情重视。别的您还有许多书，国内还很生疏，如果要您自己挑出几正本推荐给国内的读者，您挑哪几本？
王鼎钧：谈论家把我的著作作了如下分类：勉励散文《人生三书》，也就是《开放的人生》、《人生试金石》、《我们现代人》，用几百字一篇的小品随笔议论人生涵养，读者随时能够翻开，随时能够放下。那时代，年青人比较没有耐心，很喜欢这种写法，论者称之为“人生工程的建筑材料”。现在年青人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观，你只需供应砖瓦木材，即便你给他整本大套有体系的理论，他也要拆开拣着用。
还有一类是青年写作辅导，《讲理》、《作文七巧》、《作文十九问》、《文学种子》，这些书以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为目标，谈论写作的办法。20世纪60时代和70时代，这样的书还很少。我做这件事受夏丏尊先生影响，也有我自己的动机。我到台湾今后一贯寻觅写作的办法，夏先生的书是禁书，即便没禁，他也还有一个层次没有提到。可是那时候，我听到的答案是，文学发明没有办法。我很疑惑，做任何事情都有办法，写小说、写散文怎会没有办法？我总算找到许多办法，我要把它写出来，打破某些人对办法的独占。
以上两类著作在台湾畅销了40年，台湾算是一个实验区，证明对青年有好处，能够请国内的年青人看看。
还有一类著作，谈论者称为抒情散文，我以为这才是我个人最重要的著作。《情人眼》、《碎琉璃》、《左心房漩涡》、《千手捕蝶》，在我心目中这是狭义的文学、纯粹的散文，给我带来一些名誉，我也期望国内的读者喜欢它们。
我在台北写《碎琉璃》，本想拿它做我的榜首本自传，它温顺地、伤感地歌吟我的童年，我也使用了小说常用的技巧，糅合、发酵、堆高和视角改换，加强了散文的体现力，有人称为“散文的出位”。我计划一贯这样写下去。可是我出国了，远适异国，遭到所谓文明碰击，心情改动，《碎琉璃》的国际我再也进不去了，我的回忆录终究写成你看见的这个姿态。
几本抒情散文以《左心房漩涡》得到的风评最好。20世纪80时代，我国大陆改革开放，在相互阻隔30多年今后，我和当年的亲友素交通讯，把堵截了的神经一根一根连接起来，这是一次起死回生的大手术，见肺见肝，触及魂灵。《左心房漩涡》就是那几年磕碰、阵痛、复苏的文学纪录。我用了现代诗的一些技巧，如意象堵截、节奏跳动、语意多义，有人称之为“诗化的散文”。我也吸收了我国古典文学“赋”的风格，吞吐开合，铺张扬厉。整本书33篇散文头绪一贯，其实就是一篇长文，有人称为“主题散文”。那时候，这样写散文的人还很少。有人问我书名《左心房漩涡》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我国大陆是我的左心房，台湾是我的右心房。我正本计划再写一本《右心房漩涡》，也是因为出国了，我的台湾阅历写成《文学江湖》。我也期望国内的朋友们看看我的抒情散文。
张冠梓：您的四本回忆录影响很大，可否由您自己介绍一下这几本书的内容？
王鼎钧：我写回忆录，写了17年。榜首本《昨日的云》描绘幼年在山东的日子；第二本《瞋目少年》讲述抗战时期逃亡学生的阅历；第三本《关山夺路》是关于在内战时期的遭受。台湾30年的日子，因篇幅所限，我只取文学的视点来写，辑成《文学江湖》。
在一起代的人中心，我的回忆录晚出，虽有那么多珠玉在前，我仍有我的特征。有人说，这些回忆录不过迥然不同算了！没错，我们都阅历过抗战，都阅历过内战，大环境相同。但文学著作是在大同之下显示小异，所见者异，所闻者异，所受所想所行者异，世事横当作岭，纵当作峰，仰观俯视又是另一相貌。人生的精彩和启示都藏在这些“小异”里，才不会把回忆录弄成个人的流水账。写回忆录不能只写自己，要小中见大，写出世人的故事、万法的姻缘。没受过文学练习的人大半不能发现这些小异，或许虽然把握了一些“小材”不能“大用”。有些人拿着《关山夺路》问我，你的回忆怎样那样好？有人拿着《文学江湖》问我，你怎样比我们多一个心眼？我想隐秘就在这儿。
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3 透过“意象”体现思维是文学的独门功夫
假使著作只炫示自己的思维，和哲学比总是略胜一筹。假使只以记叙现实制胜，怎样样也输给前史。文学自有它远远赶不上、不能替代的特性。
张冠梓：您的正式写作从1949年算起，曾测验谈论、剧本、小说、诗、散文各种文体。为什么自己最后定坐落散文？
王鼎钧：我或许受了小说家毛姆的影响。毛姆曾说，他是一个“说故事的人”。据我了解，故事是小说的“低阶”。毛姆的身段我很赏识。我在台北学习写作的时候，文坛轻视散文，以为散文是未完成的小说、失利的诗，我学小说无成，也干脆把自己写的东西一律称之为散文。后来我就专注写散文了，就算是“由博返约”吧。在文学的诸般体裁中，散文最合适不耐拘谨、自在成文的作者；最合适性情内向、长于自省的作者；散文也合适处处被迫、只能在短时间集中注意力的作者。而我，正是这样的人。
张冠梓：您也有其他文体的著作。这些其他文体的测验对散文发明有什么影响？
王鼎钧：各种文体都影响了我的散文，台湾的文评家称此为散文的“出位”或“越位”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散文的体质改动了，有了新面貌、新精力，诗人和小说家也来写散文，他们把散文当作余兴或变体，使散文的阵型壮丽。当然，这样的散文也仅仅散文的“一种”。
张冠梓：您晚年的文学思维有哪些改动？
王鼎钧：我一贯仰慕“狭义的文学”，那就是透过“意象”来体现思维感情，除了修辞技巧，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。这是文学的独门功夫。假使著作只炫示自己的思维，和哲学比总是略胜一筹。假使只以记叙现实制胜，怎样样也输给前史。文学自有它远远赶不上、不能替代的特性。我宣布文章一贯顺利，晚年人生阅历多一点，社会联系减一点，文学境地高一点，眼底美感添一点，见贤思齐的心思重一点。
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4 六合有文学 杂然赋流形
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没有作家曾经就有文学，没有作家今后依然有文学。作家虽死，文学却不会死。
张冠梓：台湾的十大散文家的评选总有您的名字。您的著作也遭到不少文学谈论家的重视。有的评估说，“鼎公散文技巧圆熟，境地圆融，情绪圆通，风格圆润，信手拈来、浑然天成，不带矫揉做作”。您怎样看待他人对您文学成果的评估？
王鼎钧：我在台湾写作，十分期望知道海峡彼岸的同文怎样看我。我的榜首个消息来自于厦门大学的徐学教授，他在海禁未开之时就谈论了我的《独身汉的体温》（后来书名改为《独身温度》），之后更屡次诠释我的著作，增加能见度，使我惊奇感动。喻大翔教授是榜首位与我相互通讯的学者，他编写散文赏识辞典，收入我的文章，不吝美言。还有就是我国社科院的楼肇明先生，经他组织，我在国内出书了榜首本选集，他写的序文常常有人引证。这三位是我在国内最早的文字知己。
后来海南师范大学以我的著作为主题，举行了榜首届研讨会，我的故土苍山县政府举行第二届研讨会，我才知道我的著作一贯置于我们的检视之下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我很幸亏总算得到了他们的首肯。
我的《文学江湖》得史学我们高华教授品题，是意外也是侥幸。冠梓先生，承您严肃认真进行长篇拜访，也是我文学日子中的大事。北京三联出书社总修改李昕先生来信邀约，我的感觉是“叶公好龙而真龙入室”。
在台湾，因为地缘联系，我也是文学谈论的一个焦点。如蔡倩茹的著作《王鼎钧论》、马国光的著作《风雨阴晴王鼎钧一位散文家的评传》、张春荣的《文心万彩》，还有多篇专门以我的著作为研讨目标的学位论文，我得到他们的偏爱，也得到他们背后辅导教授的支撑。他们举我之长，也补我所不及。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己，文字之交就是知己之交，东鸣西应，俨如神迹。有一个现象，青睐看我的多是中生代的学者，比我年青许多，至于老师宿儒，只需一位齐邦媛教授，我常常反省为什么。
台湾虽小，作家许多，像我这样一个人，姑且有许多聚光灯对准，何况等而上之？如果说文学已死，平面印刷要被筛选，这种现象又怎样解说？作家不该寻觅托言抛弃尽力。
张冠梓：有人说您的文章有个“通达”的特点。
王鼎钧：我常说，我是“半边人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我曾经在日本戎行的占领区日子，也曾在抗战的大后方日子；解放战争时期，我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，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成功。我身经种种矛盾抵触，寻求完整，只需寻觅高一级的价，以谐和对立，这就呈现了你所说的“通达”。这是文学。我觉得，“通达”仅仅一种情绪，一种精力相貌，不能浮出字面。
张冠梓：在战争时代，没有亦敌亦我的联系，只需非敌即友。可是，在和平时代，人考虑的办法，文学发明的办法发生了一些根本性改变。您其时在战争时代，有过很刻骨的回忆，可是您能写出宁静致远的著作。您其时有没有一丝闪念，说要发明一个革新文学，要做一个匕首那样的作家？
王鼎钧：没有。我不喜欢奋斗，乃至不喜打球和下棋。我遭到的文学熏陶是“不革新”的，我期望圣君贤相锄强扶弱，而非由我们自己直接举动。当我工作的单位呈现欺弱凌寡时，我和老板争，我以为他有职责。当然问题冗杂，我后来想通了，写出一本《漆黑圣经》来。提到底，文学不能解决问题（或许能够提出问题）。
张冠梓：五四时期或后五四时期的文学发明，其时是讲究一种战斗性，一种文明性，讲究杰出问题的某一方面。可是到后来，就呈现一些对日子的写真、写实。我觉得像您所写的，就是既能够把它当作一部文学著作，也能够把它当作一部习俗史，当作民间的一种前史，老百姓的前史。您其时是怎样想的？
王鼎钧：我一贯以为大人物归于前史，小角色归于文学，现在仍是这个观点。
张冠梓：现在有一种“文学已死”的说法，您拥护吗？
王鼎钧：当前来看，文学著作难销，商场吵嚷，文学已死，作家心头也有阴影，这都是现实。可是，以我估量，文学不会死，某种艺术形式一经建立，永久不死。汉赋唐诗何曾死？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，现实证明这种说法是“革新文宣”。文学不死，仅仅某种体裁风格退出“干流”。须知，风水轮流通，活鱼仍在江海。
进一步说，文学不死？如果作家“死”了呢？如果李贺多活10年，他的诗集可能会厚一些。楚王如果没有放逐屈原，而是将他判了死刑，当然也就没有流传后世的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。当然，“蜕变”也是一种逝世，有些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写，他并非替文学续命，而是在为文学减寿。头戴作家的冠冕，不以写作为本分，而以搁笔为荣耀，这是“心死”。假使作家都“死”了，文学怎样活？
以我浅见，没有作家曾经就有文学，没有作家今后依然有文学。作家虽死，文学却不会死。姑且套用文天祥的语句，六合有文学，杂然赋流形，上则为李杜，下则为“你我”。 5 作家似佛
文学不死——访今世海外闻名散文作家王鼎钧
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，法师“无住生心”，作家“生心无住”，一倒置就是凡夫。我爱文学，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。
张冠梓：您自称为基督信徒并有志以佛理补基督教义之不足，用以诠释人生，建构著作。请问，宗教对您的发明境地有何影响？
王鼎钧：我是基督徒，可是在文学的赏识和发明方面释教对我的影响较多。我从释教知道人间对错是有层次的：有肯定的对错，党同伐异，誓不两立；有相对的对错，此亦一对错，彼亦一对错；还有一个层次，没有对错，逾越对错。老祖父看两小孙子争糖果，心中只需爱怜，只需关怀，谁是谁非并不重要。文学的长辈大师一贯教我“入乎其中出乎其外”，把自己的心分裂成多块，分给你笔下的每一个人，我听见了，不信任。佛法教人观照国际，高高在上，冤亲对等，原告也好，被告也好，赢家也好，输家也好，都是因果循环生死流通的众生，需求救赎。我听见了，信任了。
我觉得，作家和法师的分别是，法师“无住生心”，作家“生心无住”，一倒置就是凡夫。我爱文学，我不做凡夫谁做凡夫。作家笔下的人物比如众生，作家就比如是佛、菩萨，人物按照因果律羁绊沉浸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充沛的理由那样做，他们都不得不那样做，他们害人，一起自己也是受害人。作家也像佛一样，不能改动因果，可是能够组织救赎，救赎不为单方面设计，是为两边而设，他怜惜每一个人。萧伯纳说，他和莎士比亚都是没有魂灵的人，依我的了解，他是表示逾越对错。